12月1日，第一部由留学生拍摄的9集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播完最后一集。该片于11月22日由北京电视台BTV—3套播出之后，得到如潮好评，引起了极大的轰动效应。在播出的短短的一周多的时间里，叶敏、陈晨、柳林、张素、李仲生等陌生的名字就在一夜之间深入人心，成为许多观众挂在嘴上的共同主题，随之也引发了大学生、专家等各层次观众对此片的热烈探讨。
中国新闻学院在校生毕晓华说：这片子事先没有大的宣传，能看到这个纪录片是偶然碰上，而从第2集开始看到后来坚持每集不落看完则是一种必然，因为故事实在太真实感人了。它以一种十分平和的态度拍摄片中的人物，反映自费留学生的日常工作与生活、生存方式以及艰辛生活状态下的种种愿望。它带给观众的震撼力无疑是很大的。比如每天洗11小时碗，脚底板疼得不敢着地的柳林；“蹭澡”、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的陈晨；上学打工、每天只睡3小时，把电车当作床的陈麒；8年没有回过一趟家的丁尚彪……就是这些琐碎而真实的生活细节深深触动了观众。
片中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国外，但有些经历也是我们有些人曾有过的相似的经历。另一些又是我们在国内的人不曾经历和无法想像的，看了这个片子之后就好像是自己亲眼目睹了留学生在异国他乡的生活状态，观众可以从中去思考、去品味。
目前在北京经营服装的曾明慧（温州籍）则对记者说，作为一名普通观众，这个片子使我改变了对华侨的看法。在我们温州有许多侨乡，多数人都十分羡慕华侨，觉得他们赚钱容易。看了这个片子，才知道要付出那么多的代价，真是太不容易了。看到丁尚彪说自己经常捡别人的剩饭吃那一集我都哭了。
众多接受记者采访的观众无不动情地大发感慨，称看了此片感触太多了，大有一吐为快之势。而在由光明日报举办的《我》片的研讨会上，专家们也发表了意见。
中宣部文艺局影视处处长汤恒认为，该片以忠实的纪录手法，以长达四年的拍摄时间，反映了他们负笈东洋的留学历程，并通过他们的成功失败、喜怒哀乐折射出广大留日学生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使人感到客观真实。45岁的李仲生潜心读书十年，在遭遇生活巨大变故的情况面前，痴心不改，继续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表现出特殊的坚毅和顽强。王尔敏、韩松、陈麟、李芳等人，一边上学一边打工，在艰苦中抒写自己的青春，在奋斗中锤炼出了不怕苦的品格。
《当代电视》主编王啸文则从电视人的角度谈了对该片的看法：该片将镜头聚焦于新时期以来在日本“洋插队”的一批中国青年，通过王尔敏、韩松、柳林等人的群像来凸现海外游子艰辛卓绝的身影，折射出他们实现自身人生价值和报效祖国的美好心灵。在典型和群像的有机结合上，达到了相得益彰、浑然一体的效果，产生了一种“捆绑式”的情感冲击力，从而引起观众强烈的共鸣和深沉的思考。
就在观众、专家对《我》片好评如潮之际，作为该剧的总策划、制作兼导演张丽玲女士是怎么看待自己的作品的呢？11月29日记者对张女士进行了电话采访。
记者：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拍这部纪录片？
张：我1989年夏天去日本自费留学，当我走进东京成田机场大厅时，看见了挤满大厅的赴日留学的同胞，双眼茫然的女孩、四处张望的小伙子、拖着八九个行李箱的中年人……他们的表情有兴奋，也有焦虑，那种把自己后来生命都押在此行上的矛盾心态都写在脸上。从那一刻开始我就有一种愿望：有一台摄像机把他们拍摄下来该多好。当时的自费留学生和现在的又有不同，那时候许多人都有40来岁，在国内有事业、有家庭，在那种情况下再来日本，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令人震动和深思的，我一直觉得这批人，虽然都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都很平凡，但是他们的精神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记者：你如何评价这部片子？
张：坦言说，我拍纪录片还是外行，是业余的，当时也没想到过拍成后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不是为了拍片子而拍，我想它的成功所在就是因为它是用心、用真诚去拍摄的一部片子，这是最重要的。
记者：你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是否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足够的精力和宽裕的经费？
张：没有，都没有，从最初拍摄到最后完成，都是我们用业余时间、自己集资拍的，四年里，无论是拍摄者还是被拍摄者，先后涉及数百人，没有任何人拿过一分钱的报酬。相反，拍摄到谁家，谁家便端来热饭热菜；录像带用完了，摄制人员从自己的存款里取出钱来……这也是我最感动的。
采访最后，张丽玲女士向记者透露，应广大观众的要求，凤凰卫视中文台将于12月13日重播《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北京电视台领导也正在商议于近期安排黄金时间重播此片。届时，未看过此片和未看完整还意犹未尽的观众将可以再次体味《我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片中的人生哲理和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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